为了确保人权保障原则的实现，《日本国宪法》中确立了美国式的违宪审查制度，规定最高法院为有权决定一切法律、命令、规则以及处分是否符合宪法的终审法院。
因此，法哲学在对一定的法律和人们的法律生活现实予以实践批判的同时，不能不在此基础之上把其批判的矛头指向支撑该法律现实的一定的法哲学理论和观点。〔3 〕费希特讲：文明大众的特征即绝对的自由和思想的独立性。
这样，法哲学的实践批判便不可避免地导致对一定的法哲学理论的批判。对此，边沁早就指出过法哲学批判对于改革和完善法律现实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他说：人们认为当法律正确的时候加以辩护，比当它错误的时候加以批判其功劳要大得多。法哲学批判的最终根据和最根本的出发点，也就是我们用以观察法律和人们的法律生活现实的最高标准和尺度。其三，在对静态的法律现象和动态的法律实践进行反思性考察以检讨其利弊得失的同时，法哲学的实践批判还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客观的法律现象和法律实践所体现出来的、作为其内在灵魂的法律精神和法律原则。法哲学的这种科学本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法哲学具有科学批判的功能。
这种批判也是法哲学对现实中的整体法律秩序状态的批判，它关涉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等一系列法的运行环节，对于每一环节所存在的弊端和不足等都分别予以详尽的、实事求是的分析考察，找出问题的症结，设计排除障碍的方式方法，以使法的运行通畅顺达，使法律秩序向优良方向转化。相对于人而言，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制度（当然包括法律制度）、结构和组织等等当然属于自然的世界，是外在于人的客观存在。参见[日]末岡精一：《比較国法学》，博文館1900年版，第343页以下。
该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明治宪法下的形式法治主义和《日本国宪法》下的实质法治主义两个阶段。通过对明治宪法及这些行政法的解释，在日本逐渐形成了作为法律解释学的行政法学。特别是针对行政权力，为了保障国民权利免受行政权力的非法侵犯，在该宪法原则之下，通过《行政不服审查法》、《行政事件诉讼法》等法律的制定，在日本设置了行政不服审查（相当于我国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救济国民权利的制度。[[10]] [日]上杉慎吉編：《穗積八束博士論文集（増補改版）》，有斐閣1943年版，第157~158页。
第二，由于天皇主权原则的存在，明治宪法作为日本近代意义上的第一部宪法对于国民基本人权的保护并不充分，这也表明了自由主义与法治主义在当时的日本的导入并不彻底。[[54]] [日]高田敏：《法治主義の概念と動向》，载《公法研究》1995年第57号，第118页。
该原理在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法中，以立法机关对行政活动的事前控制与裁判机关的事后控制作为行政法存在的基础性要件。与这种形式上的天皇制相对应，该宪法采用了议会内阁制（第67－70条），规定国会是国家权力的最高机关，是国家唯一的立法机关（第41条），拥有完全的财政预算权（第83条）。在现阶段，日本无论在法律制度上还是在法律实践中，可以说都已经确立了实质法治主义的原则。第三，正当法律程序，根据法的支配原理，对于行政权的控制的重点在于通过行政程序的控制。
天皇的这些权力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议会的权限，特别是对于以下方面，这种限制更为明显。因此，我国在法治建设过程中，也应当注重大陆法系式的依法行政与英美法系式的法的支配的冲突与融合的问题，在发展实质性法治主义的同时，提高宪法的权威、确保法律内容的合宪性、遵循正当程序原则，最终切实地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但在实行实质法治主义国家中，宪法在实质上羁束法律，要求法律本身的内容必须符合宪法的规定及原则，其中，违反宪法规定或宪法原则的法律，特别是侵害国民基本人权的法律无效。（一）明治宪法中法治主义的确立 法治主义以近代立宪主义和权力分立原理的确立为前提，[[17]]日本通过明治宪法的制定，在法律制度上导入了立宪主义和权力分立的原理。
对于基本人权的性质，该宪法第97条规定，本宪法对日本国民所保障的基本人权，是人类为争取自由经过多年努力的结果，这种权利已于过去几经考验，被确信为现在及将来国民之不可侵犯之永久权利。[[8]] （二）国权学派与民权学派有关法治主义的争议 日本在明治时期受德国公法的影响较大，基本沿用了大陆法系的公法理论。
[[39]]在行政诉讼中，概括性的权利保护的要求是指在国民与行政之间发生相当于法律上的争诉时，国民可以向法院请求权利保护。可见，在特别权力关系中，双方当事人之间属于内部行政法律关系，从而否定了一般性权利救济的可能性，其特别之处在于排除了依法行政原理中的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以及剥夺了司法救济的途径，传统的法治主义被排除在外。
例如，在神户海关案件中，日本最高法院判决认为，在存在惩戒事由时，对于公务员是否进行惩戒处分由惩戒权者自由裁量，[[40]]但在该判决中并没有以特别权力关系为理由。此外，与由明治宪法中的立宪君主制向《日本国宪法》中的民主制的转换相对应，法治主义也实现了由市民自由主义的法治国向社会法治国的转换。这是实质意义上司法权的概念。在我国的法治建设过程中，必须综合考虑形式法治主义与实质法治主义、大陆法系式的依法行政与英美法系式的法的支配的要素，争取利用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时间，实现法治主义的跨越式发展。例如，现实掌管国家行政运行的国务大臣并非通过选举而产生，而是由天皇直接任命，国务大臣职责是辅弼天皇，只对天皇负责（第55条）。[[48]] 参见日本最高裁判所事務所総局行政局：平成7年度——平成24年度《行政事件の概況》，载《法曹時報》1996年第48卷第9号——2013年第65卷第9号。
2.法治主义的含义 法治主义的形态因时因地而异，其模式大致可分为德国型依法行政与英美型法的支配。这是绝对的行政行为公定力理论的体现，可见，行政机关的行政权相对于国民具有绝对的优越性。
[[43]] [日]田中二郎：《行政法総論》，有斐閣1957年版，第32页。《行政程序法》、《信息公开法》等有关行政程序的法律通过规范行政活动的程序提高行政活动的透明度与行政效率，并由此保障国民的程序权利。
[[35]] 日本福岡地方裁判所1980年6月5日《判例時報》第966号，第3页。[[22]] [日]塩野宏：《法治主義の諸相》，有斐閣2001年版，第117~118页。
而在现代社会，中国的法治建设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可以在参照德国、日本等国家导入和实施法治主义的经验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法治建设的跨越式发展。[[26]] [日]法学協会編：《注解日本国憲法（下）》，有斐閣1954年版，第1124页。[[38]] [日]竹中勲：《実効的人権救済権論》，载佐藤幸治、初宿正典、大石眞編：《憲法五十年の展望Ⅱ》，有斐閣1998年版，第198页。[[42]]但是，上述学说中，除全部保留说之外的其他学说都认为，法律保留原则并不能适用于所有的行政行为，即依法行政原理也存在着例外。
行政机关依据法律的授权进行行政裁量，行政裁量在形式上或实质上受到该授权法的拘束。例如，侵害保留说仅仅将依法行政原理的适用限制于侵害性行政行为，而将给付行政等受益性行政行为作为依法行政原理的例外，认为辅助金的交付、行政指导等非侵害性的行政活动则不需要法律的根据。
但对于在现行宪法中采用的法治主义是大陆法系式的依法行政还是英美法系式的法的支配，在日本的宪法学和行政法学界存在着争议，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辻清明与柳瀬良干两位学者之间的论战。三、《日本国宪法》中法治主义的发展——从形式法治主义到实质法治主义的转变 二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在以美国为首的盟军的强压下全面废除了明治宪法，并重新制定了具有民主主义色彩的新宪法，即《日本国宪法》。
在《日本国宪法》中，明确采用了地方分权原则，实行地方自治制度。其后，通过五六十年的宪法实施，在法律制度和人们的社会生活中贯彻了法治主义，培养了国民遵纪守法的法治意识。
[[29]] [日]雄川一郎：《現代における行政と法》，载雄川一郎、高柳信一編：《現代法4現代の行政》，岩波書店1966年版，第4页。由此确立了国民主权原则与人权保障原则。此外，为了提高行政工作的透明度，促进行政机关公正高效执法，日本于2001年4月1日开始施行《信息公开法》，规定信息公开是行政机关进行行政活动过程中的义务。而且，在明治宪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对于国民的人权保障条款，对于议会所制定的法律或者天皇所下达的敕令、命令的内容也没有限制，即使违反基本人权、侵犯臣民的基本权利，也可以成为有效的法律规范。
[日]高田敏：《行政法——法治主義具体化法としての》（改訂版），有斐閣1994年版，第14页。法律保留是指剥夺公民权利或限制公民自由的行政行为必须具有法律的根据。
[[39]] [日]村上裕章：《行政訴訟の基礎理論》，有斐閣2007年版，第32页。[[50]] 参见[日]雄川一郎：《現代における行政と法》，载雄川一郎、高柳信一編：《現代法4現代の行政》，岩波書店1966年版，第4页。
[[10]]可见，该观点与近代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观点正好相反，认为是天赋天皇主权（君权神授），而且臣民的绝对服从义务也来自于天。可见，以往的司法权被限定于民事与刑事的裁判权，但在新宪法制定后，司法权是指有类型的法律上的争诉、适用宪法以下的法律规范、判断在具体案件中的合法或违法、确定权利义务关系的权限。
